2月1日State of Play或包含《死亡搁浅2》新预告

当然，完全可以说，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发达，必然导致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弱化。

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12]张弘：《公共行政与服务行政下中国行政法的结构性变革》，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200页。

而从法治意义上讲，行政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因违法行使行政权而承担的不利后果。二是非盈利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行动的动机不是、也不能是取得相应的报偿或盈利，而只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解决问题的出路，恐怕在于建立以多元法律渊源为评价标准、以司法为重心的统一的合法性评价制度与政党政治相结合，公民投票及其结果也成为影响西方单一制多民族国家前途的关键因素。西班牙作为殖民帝国衰落较早，其国际影响当然不及英国。

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马斯（Artur Mas）公开倾向于与西班牙分离，这就使西班牙能否继续保有加泰罗尼亚成为问题。面对这种情况，苏格兰民族党政府也在寻求突破，其策略就是利用欧洲联盟的魅力来削弱英国中央政府对本地居民影响。[①] 参见郑贤君：《国会调查权：一项独立的准司法权力》，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监督权与调查权的区别如下：一是监督的目的与调查权不同。第二，法院协助国会调查委员会开展调查，强制证人作证、提交物品和文件。进入专题： 调查权 直接民主 独立权能 监督权 审判独立 。该条款既未排除全国人大的调查权，亦未阻却全国人大对法院进行监督。

议会调查权是代议制的传统，起源于英国。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早期立法、行政和司法都从属于王权，议会和法院是逐渐从王权中分立出来的，并且先分离出来的是议会和行政。

作为独立的司法权是其后逐渐从王权中分离出来的，而英王也依然在议会之中（the king in parliament）。这里须注意一点，如果调查委员会对于判决结果做出了明显的不符合宪法法律的评价，委员会应将调查结果提交人大，由人大决定，督促法院另行裁判，但不直接做出判决。监督权的范围包括各国家机关，调查权只针对特定事项。[16]在这一事件中，日本学界通过宪法解释方法提出对国政调查权的限制，从学理上否定了参院法委会行为的宪法根基，为最高法院维护司法独立提供了宪法支持。

参见[英]梅特兰：《英国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其二，调查可针对贪渎的法官进行。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0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田冉帮助整理了部分资料，在此表示感谢。在著名的Delanney v.United States[⑨]一案中，法院欣然说道：无疑，委员会在国会正当授权的宪法权力范围内合法行事，并且进一步申明司法部须接受这一结果，拖延案件审判确有必要。

第一，宪法不对议会调查权作出明确的规定，而通过法院的宪法解释阐明议会调查权的合宪性，如美国。各国议会调查权的功能基本一致。

[⑦] [英]梅特兰：《英国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5页。调查权与监督权的差异使得这一权力可独立进行，较少与审判独立发生竞争。

[13] 关于同一个条款前后不同语句之间含义如何理解，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第二条，纪律严明的兵团，为保障自由州的兵团所必需，故不得侵害人民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⑩] 3.调查权不等于监督权 调查权是一项独立权能，体现直接民主，监督权是一种从属权力，其从属性表现为人大监督主要是针对各机关执行宪法、法律的情况。程序上，调查权启用的是准司法程序，包括对证人的传唤及调查报告的效力。[②]德国议会的调查权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监督调查权，主要目的是了解政府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及事实，以便控制政府行为。在我国，监督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机关的体现。日本学者认为，宪法规定的国会调查权须受司法独立原则的限制，且就司法独立的实质内容而言，不仅法官不受其他机关的指挥与命令，还须保证裁判官的法的确信形成自由。

《意大利宪法》第82条规定，各院可以从本院议员中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该调查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相同的权力和限制进行调查和研究。而根据议会的决定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属于临时性的委员会，主要适用于重大问题的调查，这些问题不属于常设性委员会的调查范围，或者认为该问题必须由议会调查，向公众公布相关信息。

[14] 解释的信条之一就是，不得将宪法文字没有的含义强加于文本。[18]唐晓：《论美国国会的调查权》，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诉讼程序属于法院的自治领域，应排除调查权干预。审判权的属性除了被动性之外主要表现为独立性与裁判的终局性，这决定了法院审判案件依法独立进行，鉴于调查权同样具有独立属性，就特定问题而言，两个独立的权力原则上不发生权限冲突。

2、我国人大调查权应在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内行使 全国人大调查权应受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本身职权的限制。《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第39 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瑞典王国政府组织法》第12章第6条规定，议会应当选出一名或数名督察专员，负责根据议会的指示对公务员执行法律与其它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调查权的历史证明，无论其辅助立法，还是就特定问题展开的调查，都说明调查权是人民直接行使权力的过程，是主权在民的表现，体现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④]可见，议会调查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立法权与监督权的需要。换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特定问题启动调查权，需事事先作出决定，决定何者构成特定问题。

[⑥] 调查权的这一准司法属性并非特殊，而是议会古老司法职能的现代残留。这是宪法和制定法解释所不允许的，也被称为字面解释原则。

如果某一公共事务出现了问题，那么就可以委任一个专门委员会予以调查。宪法规定审判独立，调查权不得触及审判权的核心，应排除个案监督，基于审判权的国家属性拒绝地方人大就法院判决开展调查。

第三，如果调查涉及法官判决案件过程中的诉讼指挥，由于侵害司法独立，也不得实施。《宪法》第63条规定了全国人大享有罢免权。调查权不得对法院审理案件所依循的程序问题开展，也不得对其程序指手画脚，或者横加指责，更不得命令法院更改诉讼程序。尽管法律对人大调查权的规定较为全面，但仍存在一些不甚明确的问题，如调查权是一项独立权能还是辅助权能？调查权的权限范围及与监督权的区别何如？人大调查权与审判权的界限有哪些？等等，上述问题需结合宪法其他条款加以解释。

组织上，人大调查权交由调查委员会行使。调查委员会行使的前述司法权力盛行于19世纪英国议会，梅特兰在《英国宪政史》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详细的描述。

虽然法院承认国会听审有可能导致有害的审前公开，即当国会调查的事项恰巧是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之时，但是，法院并没有表明国会在此方面任何宪法或者法律上的界限,而是通过改变审理时间和地点处理公开问题。在2008年的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一案中，斯卡利亚代表多数方对这一条款作出了个人权利的解释。

这一条款赋予了全国人大调查权。二是监督权的范围与调查权不同。